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战死者光荣 偷生者耻辱 ——忆我的父亲佟麟阁

2015-12-23 16:20| 发布者: admin| 查看: 865| 评论: 0|原作者: 佟兵口述 李玲编辑整理

摘要: 1937年7月7日,卢沟桥的枪声,标志着全民族抗战爆发,而时任29军副军长的佟麟阁则成了抗战殉国的第一位将领,由此拉开了中国军民为抵御外侮慷慨赴死的悲壮一幕。 我是家中的次子,原名为佟荣芳,因年幼时活泼好动, ...
    1937年7月7日,卢沟桥的枪声,标志着全民族抗战爆发,而时任29军副军长的佟麟阁则成了抗战殉国的第一位将领,由此拉开了中国军民为抵御外侮慷慨赴死的悲壮一幕。
    我是家中的次子,原名为佟荣芳,因年幼时活泼好动,常被父亲叫做“小兵”,后来我自己改名为“佟兵”。如今我也已是九十岁的老人了,退休前是北京第二医院的主任药剂师。父亲壮烈殉国那年,我只有12岁。忆及往事,那悲惨的一幕时时在脑海中浮现:血肉模糊的父亲被抬回来,左臂没了,母亲一看立即晕厥过去。嫂子和姐姐给父亲擦洗干净,换上便装。我们把父亲抬进原本为祖父准备的棺材,母亲说,你们快再喊一声“爸”吧,以后再也见不到他了。我们全家哭成一团。看着钉子钉在棺材上,就像钉在我心里一样。
    父亲1892年10月29日出生于河北高阳县一农民家庭,7岁时拜舅父胡先生为师,熟读经史,擅长书法。1912年,20岁投笔从戎,来到冯玉祥的部队。由于父亲能文能武,很得冯玉祥赏识,从最初的哨长、排长、连长,一步一步升到营长、团长、旅长、师长乃至军长。1933年,冯玉祥在张家口组建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时,父亲出任第一军军长兼察哈尔省代主席,第二军军长是吉鸿昌。同盟军英勇杀敌,收复了多伦6县,人心振奋,但执政当局“攘外必先安内”的错误政策,使得抗日同盟军被迫解散,自觉报国无门的父亲退到香山隐居。
    父亲对我们要求也很严格,但从不打骂我们。那时父亲请人在墙上写家训、诸子名言,贴满了东四十条40号院的老宅。父亲极爱我们6个孩子,虽不能常回家,但不论公务多忙,他都让我们定期寄上作业和习字,他亲自点评,写得好的,划上红勾,写不好的,打上一个叉。就在父亲阵亡前一天,他还特地让副官把我的大楷作业从战场带到了家里。
    1934年,宋哲元将隐居在香山的父亲请出山,负责军事,坐镇南苑。父亲的另一个身份是军事训练团团长,训练团里包括一些东南亚华侨在内,当时有1500名学生。
    国家危难之时,父亲站到了抗日的最前线。1937年5月后,北平的局势越来越危险,四个重要通道中,通县、丰台和南口均被日军占据,卢沟桥是仅存的咽喉。当时,29军军长宋哲元正在山东省亲,任副军长的父亲身负起军事指挥之责。在南苑召开的军事会议,他下令驻守宛平城的部队“坚决抵抗,誓与卢沟桥共存亡,不得后退一步”。
    自“七七全民族抗战”爆发后,北平的形势一天比一天危急,日本人的飞机经常低空飞行,炮声隆隆,身为副军长的父亲自此就一直待在军营里。平时父亲对待祖父母十分孝顺,每逢休假必回家探视双亲,但自此后,他却从未回过家,虽然他所驻守的南苑与北平城内的寓所近在咫尺。父亲在给母亲的信里写道:“大敌当前,此移孝作忠之时,我不能亲奉汤药,请代供子职,孝敬双亲。”
    7月26日,宋哲元下令,让南苑军部撤到北平城内的中南海,主持军部工作的父亲应该首先撤离。当时南苑处于日军包围中,随时都有失守的危险。比之北平而言,留在南苑实在是太危险了。但父亲考虑再三,还是决定坚守南苑。他觉得如果自己奉令撤走,必然导致留守人员军心不稳。他指令副参谋长张克侠带领军部的人员奉令撤回北平,而自己却留下来,决心与留守南苑的官兵和军事训练团的学员、大学生训练班的学生等一同誓死保卫南苑。“战死者光荣,偷生者耻辱。荣辱系于一人者轻,而系于国家民族者重。国家多难,军人应当马革裹尸,以死报国。”这是父亲在一次军事会议上誓死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慷慨誓言。
    父亲手下有一位自16岁就跟随他的副官叫王守贤,战事吃紧时,他觉得自己随时可能牺牲,就把自己的存折交给父亲,委托父亲在回城探亲时代其交给父母。不料父亲接过存折后,沉思片刻又退给他,说:“你随军部撤回城内,还是你自己拿着吧!”接着父亲反倒摘下自己的金十字架交给王守贤,让他回了城。母亲后来接到父亲托人带来的这包东西,打开一看是父亲最为珍视的金十字架,顿时泪流满面。她知道,父亲是抱定殉国的决心了。
    1937年7月28日凌晨3时,日军集结5个师团,10万以上兵力,在几十辆坦克掩护下,突然从东、南、西三面向驻守南苑的第29军发起空中和地面进攻。没有坚固的工事掩蔽,在敌人飞机大炮的轰炸下,29军官兵用简陋的武器,抵挡日军数次猛攻。11时,父亲接到命令,要撤到永定门,他带领人员边打边撤。父亲带领的是战斗力最弱的训练团学员,却遭遇了重兵设伏的日本军队。
    一直跟随在父亲身边的贴身警卫高弘锡后来告诉我们,午后13时许,父亲正在指挥部队向外突围时,两架敌机突然来袭,向他们疯狂扫射,父亲右腿不幸中弹。卫兵让他退后一步,以便包扎。但他说:“个人安危事小,抗敌事大!”并忍痛跃然上马,继续指挥部队突围。敌机再次俯冲下来,一颗炸弹正落在他的战马之下,父亲不幸头部中弹,年仅45岁以身殉国。
    侥幸生还的高弘锡当天来到我们家,起初他只是告诉母亲,说佟将军受了重伤,住院了,然后把父亲随身带的一块怀表交给母亲,那不是一块普通怀表,会打点报时。母亲一看,立即意识到发生了什么:如果只是受伤的话,怎么把父亲这些东西都带回来?高弘锡后来告诉我们,他本打算将父亲扶到附近的青纱帐里包扎一下,然后再去北平,可是只走了十几步,父亲就停止了呼吸。当时他们几个试图抬着父亲的遗体回北平,刚要行动,几架敌机又来轰炸扫射。无奈,他们只好把父亲暂时藏在一村民的山药架下,高弘锡一直守护着父亲遗体,直到日军完全散去,赶紧跑回北平报信。
    噩耗最终没有瞒住,坚强的母亲在悲痛过后,立即决定瞒着年迈多病的祖父母,赶紧托人找回遗体。第二天,红十字会派了一辆汽车去村里接回了父亲遗体。
    7月29日晚22时左右,我跟着母亲和家人,趁着夜色,提着箱子和包裹,扶着父亲的灵柩离开了东四十条40号,从此开始了8年的流离生活。父亲的灵柩安放在哪里,这成了一个大问题。母亲再三考虑,决定先暂放于雍和宫以东的柏林寺。因为笃信佛祖的祖父母常去那里烧香,寺里的老方丈仰慕佟将军为国献身的精神,冒杀头的危险,把父亲的灵柩埋入柏林寺东跨院的地下,并砌了一个花池掩人耳目。老方丈保守着寄柩秘密一直到抗战结束。
    父亲殉国后,最让母亲为难的是如何瞒住年迈的祖父母。“怎么老没有捷三(佟麟阁,字捷三)的消息?”祖父母问起时,母亲就解释说:他南下了,正和日本人打仗。实在逼急了,就拿出一封假信,念给他们听,说是丈夫写的平安家信。
    第二年的7月29日,父亲殉国的第一个忌日。那天清晨,母亲买好酒和点心,和我们合计好分头出门的时间、路线,来到了柏林寺。与散居城内的父亲生前的部下在寺内东跨院会合,对着一个水池焚香烧纸,祭拜父亲亡灵。
    这样的悲苦岁月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后才结束。1946年7月28日,由李宗仁、孙连仲代表国民政府在北平中山公园为9年前牺牲的佟麟阁、赵登禹两位将军举行国葬。将父亲灵柩从柏林寺移葬于北平香山兰涧沟的坡地上,并将西城区的一条街更名为佟麟阁路。沿途,数万民众自发摆设供桌、祭品。抗战胜利后,我们才第一次能扶着父亲的灵柩痛哭一场。
    毛泽东同志曾高度评价佟麟阁等国民党抗日将领,称赞他们在执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“神圣任务中光荣地壮烈地牺牲了”,他们“无不给了全中国人民以崇高伟大的模范”;1979年8月,民政部发出通知,追认佟麟阁为抗日阵亡革命烈士,颁发了证书,并由北京市政府整修了父亲在香山的墓地,在1米多高的汉白玉的石碑上镌刻着“抗日烈士佟麟阁将军之墓”11个黑色大字。2009年父亲入选“双百人物”。2014年9月北京市丰台区南顶中学更名为北京市佟麟阁中学。
    每年的清明和7月28日,我们全家都会去父亲墓前祭拜。每次去,我都会默默地对父亲说一些话。我经常想,父亲以己之死唤醒了一种更强大的民族精神,他的血没有白流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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